第二章 蒲甘王朝時期的佛教 |
時間:2009-08-10 05:47:05 來源:中國佛網 作者:淨海法師 點擊: |
第二章 蒲甘王朝時期的佛教 (公元1044∼1287年) 第一節 佛教改革與上座部興盛 緬甸有正確的信史,是自公元1044年,阿奴律陀(公元1044∼1077)建立蒲甘王朝以後。在此以前,緬甸缺乏完整的歷史資料,有記載的也是暖味不明,難作信史。佛教也如此,自蒲甘王朝以後,才有較可靠的記載。 蒲甘王朝的建立,並不自阿奴律陀王開始。緬人說是建立於公元前四世紀,也有人說是從公元二、三世紀驃國開始。考古學者依出土文物推測,認為蒲甘建國大約在公元849年,是一個很弱小的王國,當時的王名頻耶(Pyinbya)。後來經常發生篡位之事,到公元964年,王族中出了一人叫混修恭驃(KunhsawKyaughpyu)奪得王位(公元964∼986),殺死同族兄弟修羅漢(NgaunguSawrahan)王。歷史記載混修恭驃,就是阿奴律陀的父親。修羅漢有子二人,長子棄須(Kyiso),次子須迦帝(Sokka-te),又起來奪得王位,強迫混修恭驃於一佛寺中出家為僧。1044年,常隨父親隱藏居寺的阿奴律陀,決計要恢復恢復父親的王位,於是秘密聯絡召集部眾,在波巴山舉行會議,作好准備,然後向須迦帝(其兄棄須王先死)宣戰,戰勝殺死義兄。阿奴律陀請父復位,但父王自覺年老,無力處理國政,遂令阿奴律陀登位。阿奴律陀登位後,先後征服群雄,結束了割據局面,緬甸逐步走向統一,開創歷史新的一面。他的父親混修恭驃,最後四年仍在佛寺中過隱居的生活,奉侍非常豐足(1.D.E.Hall: A History of South-Sast,Asia,第135-137頁。2.五十嵐智昭譯《緬甸史》,第23頁。3.馮汝陵:《緬甸史話》,第20-23頁。)。 阿奴律陀王統一國家後,因青年時隨父隱居佛寺的熏陶,及當時蒲甘有很多佛教宗派存在,他深惡阿利僧非法勢力的盛行,所以除治理國政外,又注意佛教的改革。 阿奴律陀王熱忱擁護佛教改革,還受到一位住在直通的得楞族高僧阿羅漢(Arhan)的影響。阿羅漢另一巴利法名叫“法見”(Dhammadassi梵文Dharma-darsi)。(1.般若薩彌著:《教史》第6章。2.2500 Yaer of Buddhism,第88頁。印度政府編印。)緬文《琉璃宮史》及般若薩彌《教史》第六章記載,阿羅漢長老精通三藏,住在直通。為了到不同宗派的地區去弘法,他就先一蒲問答,由於長老對佛理理解的精湛,甚得國王的尊信,得到熱忱護持。不久,明令頒布佛教為國教,尊阿羅漢為國師。長老初至蒲甘時,未攜帶三藏經典,內怕遺失及有關禁例。佛教定為國教後,為了佛法普遍弘揚民間,就需要巴利三藏的應用。於是阿羅漢向國王建議,請求遣使前往直通(亦名沙塘Saterm,巴利名善法城Sudhammapuri),求見直通國王摩奴訶(Manuha),要求賜贈“三藏”及“佛舍利”。當時直通國王不願賜贈,並且凌辱來使。阿奴律陀王知道後非常需求怒,就派軍去征伐直通,經過三個月猛烈的戰爭,結果直通被攻破。攻略完畢,在直通三多處收集三藏、各種注釋及文物,用戰勝來得來的像群三十二頭,負載至蒲甘。又迎請直通戒律莊嚴的上座部僧人五百名,及召集直通的藝術家、工藝人等三萬名,隨同受俘的摩怒訶王,一同歸返蒲甘,這是公元1057年緬甸史及佛教史上的大事。(1.《教史》第6章;達磨悉提巴利《莊嚴結界》。2.立花俊道:《南方圈的宗教》,第102-103。3.Brian Harrison:South-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,p.37.4.2500 Years of Buddhism,第88頁。) 原先在蒲甘的各派僧團,因戒律不嚴,尤其是阿利僧的非法行為,國王於是命令還俗為民,或者改信歸屬阿羅漢長老領導的上座部佛教。有些人不遵從的,就被阿奴律陀王放逐。這一佛教改革,結果使緬甸的佛教,有了清新和希望的遠景。不久,上座部佛教興盛發達,普及全國。而原先的各派,包括蒲甘原有的上座部、大乘佛教、密教,以及婆羅門教,漸被淘汰消失。(1.《南方圈的宗教》,102-103頁。2.《教史》第6章。) 征服直通後,阿奴律陀王又與斯裡蘭卡通好,依阿羅漢的建議,派遣僧團往斯裡蘭卡,迎請斯國佛教巴利三藏,與直通得來的巴利三藏,作詳細對照審訂,結果證明兩種經文內容完全一致。他又命令比照二種本子,重新抄一部。為了珍藏各種經典文獻,興建了莊嚴宏偉的“三藏經樓”(Tripitaka Library)供養佛教。 王又令在各地興建許多佛塔、佛寺,塑造佛像。蒲甘著名的瑞海宮佛塔(Shwexigon Pagoda),在公元1059年動工,至他去世時尚未完成,再由他的兒子繼續興建。塔作金鐘形,緬史記載,塔內珍藏佛的前額骨和佛齒聖物。(1.五十嵐智昭譯《緬甸史》,第35。2.馮汝陵:《緬甸史話》,第32頁。) 未久,王又征服了西部若開族(Akyab)的阿拉干王國,北方戰和南詔,便緬甸從一向分裂而歸統一。當時他的領域,北起八莫,南濱大海,東部統領族諸部,西臨北阿拉干,為蒲甘王朝奠下243年(1044∼1287)的基業。(蒲甘王朝,俗稱“建寺王朝”,因為此朝歷代君王護持佛教,建造很多塔寺。)阿奴律陀王在位時,又開鑿運河,振興農業。對緬甸文化與佛教方面,更志了深遠的影響。他以孟文及驃文為基礎,創造緬文,現存最古的頃文碑銘,鐫刻於公元1058年。他熱忱擁護阿羅漢,改革佛教,使上座部佛教盛行全國,代替過去的各派佛教,以通俗的巴利文,代替古雅的梵語。 公元八、九世紀以前,南傳佛教是以斯裡蘭卡為中心,而後斯裡蘭卡因常受到來自印度注輦(亦稱朱羅)人的侵襲,國內佛教徒,也受到印度教殘酷的迫害。國王毗舍耶婆訶一世,於公元1071年,才將注輦人擊退。因國家主經戰亂及外患,佛教衰微,僧人極少,經典文物散失,所以遣使至緬甸,要求阿奴律陀王賜給三聯單藏,並派僧團往斯裡蘭卡傳承戒法。(1.參看本書(錫蘭佛教史)第5章。2.五十嵐智昭譯《緬甸史》,第34頁。)蒲甘王朝此後經過二在多年,也為“三大民族英雄”(緬甸三大民族英雄:一、阿奴律陀,二、莽應龍;三、是阿瑙帕雅。)中的首位;他對佛教的護法,被譽為“緬甸的阿育王”。 阿奴律陀在位三十四年,去世後由太子修羅(Sawlu)繼位,可是他是個庸碌無能之君,公元1084年,庇古叛變,不久修羅戰敗被俘,失位遭殺。幸阿奴律陀,另有一位英明勇戰的王子康瑟達(kyanzittha亦譯江喜陀),父王在世時,已是傑出的名將,助父子開創基業。這時,全國各地都在叛亂,他重新起來,非常艱苦的與敵人交戰,終能戰勝,而登大位(公元1084∼1112),復歸全國統一,中興了蒲甘王朝。 康瑟達是英明之王,也是虔誠的佛教徒,如父王一親友護持佛教。公元1090年,歷史上著名的阿難陀塔寺舉行落成之日,康瑟達王親自主持,各地佛教徒湧集蒲甘,有遠自印度的僧人,趕至參加,盛況空前,此寺是全緬的第一大寺,塔的外壁,有壁緬一千五百幅,取材於《本生經》等,每幅附有巴利文及孟文說明,塔內甬道設有八十座佛龕,供奉石刻佛像;西側廊供奉一尊巨佛,在前面雕有國師阿羅及康瑟達王兩個跪姿石像。塔寺占地十六英畝,塔高168尺,永久體持潔白的外觀,據考是依據印度奧立沙的佛教石窟模型建造,建築技師和雕刻藝工,可能是印度人。 康瑟達在位時繼續營建瑞海宮佛塔直至完成。亦有說,蒲甘佛教的改革,完全是他的主張和影響,並不是阿奴律陀。 康瑟達王於公元1112年去世。臨終前,曾立一塊《彌塞提》(Myazedi)碑銘,一面用巴利文,其他各面則用驃文、緬文、孟文,內容相同,記述蒲甘歷代君王名字,及在位年斯期。碑銘並記載康瑟達王治國20年後,得病駕崩。他生前命造金佛像,供子孫族人及一切人民敬拜,最後祈願來世值遇彌勒菩薩。這塊碑銘,在蒲甘城南荒煙蔓草中埋沒很久,1911年才被歷史家發現。它不僅對緬甸歷史具有極大價值,而且在古代東南亞語言學研究上,提供了重要的資料,因為在這塊碑銘未被發現前,學者對驃族人文字是無法解讀的。這也可證明蒲甘朝初期,大乘佛教勢力仍具有影響。(1.五十嵐智昭譯《緬甸史》,第45-46頁。2.馮汝陵:《緬甸史話》,第41頁。) 約在公元1115年,國師阿羅漢圓寂,世壽八十一。緬甸佛教的改革,以及上座部佛教的復興,是在他的努力推動之下迅速發展起來的。他圓寂後,由班達古(Panthagu)繼任國師。 康瑟達王去世後,由外孫職權隆悉都(Alaungsithu)繼位。他生平旅游國內各地時,歡喜造塔建寺,蒲甘著名的“達彬瑜寺”(That-pinnyu)建於1144年,高201尺,塔為多層式,下部方形,上部圓高,塔壁上有巴利文長頌,塔為印度式,混合緬甸藝術,莊嚴宏偉,為各寺之冠。 公元1167年,國師班達古,因為國內王室內爭不安,放棄國師位而去斯裡蘭卡。(班達古放棄國師位而赴錫蘭,是因為阿隆悉都有二子,長子明辛修,次子那羅都。長子有才能而性直,不得父王歡心;次子巧詐,覷覦兄長王位。阿隆悉都年才,結果廢長子而立次子。當父王病危時,次子繼位心切,便弒了父王。那羅都登上王位,因有弒父之事,兄長明辛修首先由藩地興師問罪。那羅都就請求一於兄,希望兄長息兵。國師歷知那羅都為人,想利用自己誘擒明辛修,所以嚴辭拒絕,說身為國師,不能作虛偽之事。但那羅都多次哀求表明是真心,絕不失信,班達古只好往見明辛修。明辛修見國王前來調停,信以為真,單身佩劍入宮赴宴。結果,當晚中毒身亡。國師因感心裡不安,終棄國師位而赴斯裡蘭卡。那羅都潛位三年,被人刺死,死後四年,班古才因到緬甸。)這時,蒲甘國勢已經下落,而斯裡蘭卡日漸強盛,南傳佛教中心又由緬甸重移至斯裡蘭卡。班達古住斯國很久,待回國再任國師時,已經九十高齡,不久就圓寂了。 第二節 緬甸上座部的分派 緬甸與斯裡蘭卡的關系,自阿奴律陀王時本極友好。但到那羅波帝悉都(Narapati, sithu)登位(公元1173)後,采取排斥斯國的政策,常借故監禁斯國在緬甸的商人,沒收財物,甚至凌辱駐使。公元1180年,斯國決定誓師渡海,進攻緬甸沿海地區,焚燒村鎮,屠殺緬民,或掠為奴隸。這時緬王才警覺事態嚴重,就派僧人至斯國道歉,通過佛教的關系,兩國議和。 班達古圓寂後,國師由孟族高僧郁多羅耆婆(Uttarajiva)繼任。因為當時斯國又成為南傳佛教中心,他非常欽佩斯國佛教的興盛,就在1180年,帶領僧眾多人,由巴森(Bassein)港口乘船去斯國。 他們一行抵斯裡蘭卡後,受到大寺的接待,巡禮全島各處佛教勝跡,因而郁多羅耆婆被稱譽為“赴斯國第一求法僧”。他在斯國住了一段時間後,便返回緬甸,只留下當時帶去的孟族沙彌車波多(Chapata)。車波多在大寺比丘戒後,(郁多羅耆婆被譽為“赴斯國第一求法僧”,車波多為“赴斯國第二法僧”。按《莊嚴結界》,車波多滿二十歲在斯國大寺受比丘戒,斯國僧與緬甸僧(郁多羅耆婆長老等),和合共同參加羯摩。)留學十年,公元1190年才返回緬甸。 車波多返國進,曾帶了四位外國比丘:屍婆體(Savail)、多摩陵陀(Tamalinda)、阿難陀(Ananda)、羅睺羅(Rahura),(《莊嚴結界》記載四位外國比丘,習慣屍婆利為多摩梨帝(Tamalitthi,考在印度的Rupnarayana東岸,亦即我國高僧法顯,於公元411年自印度往斯國時的“多摩梨帝”)人,多摩陵陀為安哥國王阇耶跋摩七世之子,阿難陀為山奇(在南印度)人,羅睺羅為錫蘭人。)他們都是曾在大寺受比丘戒。 車波多不僅知識文博,而且性格屈強,善長辯論,又與斯裡蘭卡佛教關系密切,所以當他帶著外國比丘歸國後,就宣布依斯國大寺的制度傳授比丘戒,認人這才是最合法的,直接從佛世進傳承下來,中間示曾間斷過。不久,他們在蒲甘北部的讓烏(Chaugu),建立了一座斯裡蘭卡塔寺,就稱車波多塔寺。他們完全依大寺戒法,為人傳授比丘戒,不願遵守緬甸原有僧團的規律,這就成了斯裡蘭卡佛教僧團在緬甸最初的發軔。 緬甸佛教僧團內部,因此發生了很大爭論。原來孟族的上座部僧團,看到車波多領導的僧團,更受到國王的護持,迅速發展,為了保衛自己僧團的地位,便極力證明奴律陀王護法阿羅漢傳承下來的上座部佛教,來源自阿育王時派遣的僧團,即必須那和郁多羅二位長老傳承下來,與傳布佛教至斯裡蘭卡的摩哂陀長老傳承下來的戒律是完全一樣的。 這一爭論,發展至公元1192年,緬甸佛教僧團就形成兩派:一為緬甸原有的僧團,稱“緬面宗”(Marammanikaya);一為車波多引進的僧團,稱“僧伽羅宗”(Sanhalanikaya)。 據《教史》第六章中記載,車波多與四位外國比丘,不願與緬甸原有的僧團和合在一起羯磨。由於很得那羅波帝悉都國王的信崇,國王協助他們在伊洛瓦江編成木筏,在上面結界(設戒壇)為人傳授比丘戒法。 隨後,國王恭請車波多及四位外國比丘應供。盛會中有戲劇演唱,其中羅睺羅比丘,因見到一個美艷的舞女,生起愛欲,如像溺泥不能自拔,急欲舍戒返俗;與他共事的四位上座(《莊嚴結界》記國王邀請五位比丘供養,以車波多為首;但般若薩彌的《教史》只記國王邀請四位外國比丘應供,未提及車波多。)以種種言語勸止,仍然無效,只得助他離開蒲甘,回到摩羅奴島(Mallaru,亦為Malaya)。羅睺羅到達摩羅奴後,先宣揚佛法,得到摩羅奴王(據一些學者意見,此摩羅奴Mallaru或馬來Malaya,是指古時泰國南部克拉地峽上的六坤,在公元七十世紀時,亦為南海重要海港。泰國佛教史上,也有人記羅畝羅至六坤傳教。)及人民的信仰,獲國王供養摩尼寶珠等,而積至一缽,才舍戒返俗。 不久,車波多圓寂了。 這時從斯裡蘭卡來的,只剩下婆利、多摩陵陀、阿難陀三人,繼續在蒲甘弘揚佛法。 有一天,國王供養他們三位各一只像,他們接受後,屍婆利及多摩陵陀就叫人牽去釋放於森林中,而阿難陀卻喚人用船載送給族人。這樣,屍婆利及多摩陵陀二人就勸告阿難陀說:“我們已把像放去森林,讓它們自由生活;但你的做法不如律。”阿難陀卻反問:“幫助族人是不應該的嗎?佛陀不是曾經說過幫助族人繁盛?”二人說:“如果你不聽我們的勸告,那也無妨,但我們不願與你再和合共住。”自此“僧伽羅宗”中,又分裂為兩派。 後來,多摩陵陀為了訓練出家弟子,研討三藏經論,到各地宣揚佛法,發展佛教,就向國王及在家信眾,勸說多以四事供養出家人,鼓勵他們研討三藏經論。如僧人不努力研讀經論,佛法就會衰弱。他贊揚自己的弟子們有智能,通達多種經論,因此,獲得了更多的供養。屍婆利知道後,認為這樣做,是貪求聞利養,為佛陀所禁止的。多摩陵陀就爭辯說:“佛院所禁止的是為自己,可是我不為自己,是為他人,我鼓勵弟子研讀經論及宣揚佛法,是為了佛教的繁盛。”而屍婆利則認為以語言勸說得秋利養,是出人不應該有的行為。因此二人不能合作。 這時緬甸佛教已形成四個僧團,即原來阿羅漢傳下來的緬甸宗派,及斯裡蘭卡分出的三個宗派(屍婆利、多摩陵陀、阿難陀三支)。他們都變為自己是正宗,他人為異派。不過,僧團雖然分裂為四派,卻各自弘揚佛法,所以佛教還是很興盛。 那羅婆帝悉都在位三十七年,護持佛教,建有不少塔寺,其中著名的,是蒲甘的伽陀波陵塔寺(Gawdaw-Palin)及修羅摩尼塔寺(Sulamani)。前者範圍寬大,正中高塔突起,四周有多座小塔供護,為印度式建築。他在位時未完成,後由他的兒子繼續建造。 那羅波帝悉都有五子,由最幼的狄羅明洛(Htilominlo,原名Nantaungmya,公元1210∼1234)繼位。他知道四位兄長心有不甘,所以就組成一個樞密院,把軍政權都交由四位兄長一同處理,自己則常與僧團接觸,協助推行佛法。他在位二十四年,國家倒也平安。狄羅明洛王,除繼續興建伽陀婆陵塔完工外,又建有狄羅明洛寺,是蒲甘最後的大寺之一。 公元1227年,屍婆利長老圓寂;1233年,多摩陵陀長老也圓寂。 狄羅明洛王死後,由子加沙華(Kyasawa,公元1234∼1250)繼痊。此王虔信佛法,九次遍讀一切經,憶念受持,並為宮中女眷們抄寫佛經,將政權交太子烏沙那(Uzana)。父王死後,烏沙那即位(公元1250∼1254),他喜愛嗜酒和狩獵,在一次獵像中被像踐死,王位就落到他的幼子那羅梯訶波帝(Narathihapate1254∼1287)手裡。 那羅梯訶波帝是蒲甘王朝最後的末代君王。蒲甘王朝經過二百多年,自開始的隆盛,中期維持小康平安局面,後期已趨衰弱,到那羅梯訶波帝最後滅亡。原因是由於王室的猜忌,國內的叛亂,也由於外交措施失當。中國元軍南下攻緬,蒲甘王朝終遭傾覆。 那羅梯訶波帝在位時,欲建一“明伽羅塞提”(Mingalazedi)大塔,已施工六年,建好塔基,後因國家不安,國師(不知名)進諫,遂停止工事。公元1283年,那羅梯訶波帝王為御防元軍,下令拆毀幾百座佛塔,取其磚石在蒲甘王城建築牢固的防御工事。公元1285年,國王遣使至元朝雲南請和,達成和議。據歷史記載遣使議和中就有一位緬甸稅布(Shwebo)的高僧。但是,終因這位末代君王,狂妄自大,在內亂外敵下,最後死在懷恨他的幼子悌訶都(Thihathu)手裡,統治緬甸達243年的滿甘王朝遂告滅亡。 蒲甘王朝接受和發揚上座部佛教,影響此後近千年的佛教信仰。蒲甘王朝二百多年中,歷代國王對佛教積極的護持,據碑銘資料的統計,獻給佛寺土地約164,390英畝,勞動力21,983人,銀相世紀末,滿甘城就有4,108僧人。(賀聖達著:《東南亞文化發展史》,雲南人民出版社,1996年出版。) 第三節 蒲甘王朝時期的佛教文化 蒲甘王朝時期的佛教文化,分下列三項說明: 一、巴利聖典的校訂及著作 阿奴律陀王統一全國(阿拉干除外)初期,征服孟族直通,是緬甸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從孟族獲得巴利三藏及注釋書,禮請上座部五百僧人至蒲甘,努力改革與淨化佛教,至此獲得飛躍的進步,使緬甸成為以後約近兩百年上座部佛教的中心。 般若薩彌《教史》記載,當直通有兩處保存完備的巴利三藏,後遣使至錫蘭請到一部,與直通得來的作詳細校訂,又重新抄寫了一部。由於提倡巴利文的教學和研究,即有不少有價值的巴利文著作出現。 公元1154年,最勝種(Aggavamsa)著成《聲則論》(Ssddaniti),因獨創文法體系風格,不同於以前斯裡蘭卡及印度巴利文法家,歷此獲得極高評價。連斯國僧人讀後,亦贊嘆有極高水平,甚至其中有些診斷,他們也不能完全了解,成為研討巴利三藏的文法課本。(1.般若薩彌:《教史》第6章。2.泰文《巴利文獻》。3.山本達郎編:《東南亞細亞的宗教與政治》,第143頁。) 那羅波帝悉都王(公元1173∼1210)時,由於車波多留學斯裡蘭卡歸國,傳進斯國僧團,巴利文教學更受重視。車波多曾著《經義釋》、職權毗達磨的《簡釋》、《行者明燈》;律部注釋有《律興起解釋》、《戒本明解》、《戒壇莊嚴》;論部有《發趣論注》、《法集論的研究》。(般若薩彌《教史》第6章。) 公元1125年,大淨覺(Mahavimalabuddhi)著《提示》,亦譯為《導引》,是解釋巴利《迦旃延文未能》的,也有說是斯國一位同名比丘著的。小淨覺(Culavimalabuddhi)著《古疏說》,妙法智(Ssddhammanana)著《廣文義明偈》,毗波羅(Vepulla)著《語義光明》。一位曾出家的大臣,為古疏《提示》作批注。法軍(Dhammasenapati)著《論作者》(Karika),法見沙彌(Dhammadassi)著《語聲論》(Vacavacaka),妙法祥(Saddhamma siri)著《聲義分別》(Saddatthabheda cinta)。(同上。) 二、佛教教育 關於早期緬甸比丘、沙彌的教育,佛教史上記載不多,但從前面所記的佛教改革,僧團淨化,派遣車波多至斯裡蘭卡留學及僧人往訪,重視提倡巴利三藏的研究,巴利文獻的著作,以及從下面重視在家佛教徒對佛學的研究和理解,當可推知出家人在僧團中,一定是過著戒定慧三學如法如律的生活,重視經論的教學與研究。 《教史》記載當時蒲甘有知識的人,都普遍研究巴利語佛法。如加沙華王精諳巴利,遍讀三藏及注釋書,論辯無礙。他每天教學比丘經論,並令太子烏沙那著《聲明點滴》(Saddabindu)及《勝義點滴》(Paramatthabindu),此二書是研讀巴利聖典的工具書。就是當時蒲甘的女子,也風行研究巴利語佛法,他們義理研討時,都能相互對答如流懂得文法的組織和結構。(般若薩彌:《教史》第6章。) 三、佛教藝術 蒲甘王朝時期的佛教藝術,主要是表現在塔寺建築及塑造佛像方面。根據推定,公元十三世紀,單以蒲甘王城為中心,大概建築了大小塔寺九百多座,這還不包括很小的在內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,在前文中已介紹過,最莊嚴雄偉的,首推康瑟達王建的阿難陀塔寺。大多數的塔寺建築,仿效印度式及融和緬甸本土的藝術。關於塑造佛像,緬人很久以來,就認為是求福積德之事,而且營造塔寺之後,必須要塑雕佛像供奉。蒲甘王朝流傳下來的佛像亦不少。其中最著名的,是孟族王摩奴訶於直通滅亡後,公元1057年,在蒲甘興建的一座大塔寺,即以摩奴訶塔寺得名。塔中塑造了一尊大佛坐像,高達48英尺。在座像背後,造一尊大臥佛。據記載是摩奴訶王於其亡國後,被俘至蒲甘軟禁中,出賣所帶珠寶等,各銀五擔而營選的。(1.2般若薩彌:《教史》第6章。2.《東南亞細亞的宗教與政治》,第143頁。) 今天在緬甸的蒲甘,還看到很多古代留存下來的塔寺,尤其是著名的,都經歷代保管和整修,到現在很很完整,為佛教徒前往禮拜。在這許多塔寺中,可以看到古代蒲甘王朝時期精美的藝術,如雕刻、繪畫、銅雕、塑像、石刻、金漆器等。壁畫除了描寫佛陀本生,更有描寫緬甸英雄人物的事跡,以及當時人民生活的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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